乡村是与城镇形态迥异但功能互补的地域综合体，城乡关系从二元结构转向融合发展是一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发展取得历史性新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立足大历史观揭示多重意义
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首先应充分认识乡村的作用与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大历史观有助于准确认识“三农”的历史贡献，也有助于深刻把握乡村振兴的当代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三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当前，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宏阔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增长的多重作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之举，亦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保障国家安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明显抬头，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这要求必须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只有守好“三农”基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有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乡村振兴关联着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重安全，在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更加凸显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公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根基。新征程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要通过乡村全面振兴发挥安全保障功能。
畅通经济循环。城乡经济循环既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产业，能够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更加顺畅，使资源要素能够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衔接畅通，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增进民生福祉。我国是14亿多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仍数以亿计。乡村振兴关联着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对于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2024年我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8.8%和32.3%，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对生存型、基础型产品的需求在下降，对发展型、体验型产品的需求在增长。适应新的消费结构变化新趋势，全面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发展，进一步发挥乡村在生态、文化、休闲、体验、康养等产品供给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立足社会主要矛盾理解丰富内涵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失衡是我国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
从涉及领域看，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既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乡村全面振兴涉及多个维度，包括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必须统筹规划，协同推进各个领域建设，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从涉及地域看，我国国土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差异，但均面临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践课题。在经济持续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条件下，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备了坚实基础。应立足各自条件、发挥比较优势、把握市场需求、探索不同模式，特别是依靠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各地“百花齐放”的发展中形成乡村全面振兴的“满园春色”。
从涉及主体看，农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截至2024年底，乡村常住人口超过4.6亿人。应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农村人口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组织和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此外，我国出现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要发挥各类主体的带动作用，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持续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立足国情农情把握自身特色
我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其鲜明的特色，既不是对现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路径的直接照搬，也不是对已有农业现代化理论的简单验证，而是立足国情农情、聚焦乡村发展实际进行的实践探索。
我国是人口和地理大国，小农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从这个国情出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能走美国的大规模农场的发展道路，也不能走日本的高额农业补贴的发展道路，而要通过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契合自身资源禀赋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保护农民权益和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进一步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不仅使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促进共同富裕。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体现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能够有效缩减这些差距。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业供给质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重点发力，对于实现城乡共同富裕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立足共生共存促乡村全面振兴
城镇和乡村相互依存、互促共荣。202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明显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融合化。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是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支撑条件。当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梗阻，一些城市面临资源紧张、环境压力等问题，而一些农村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的状况。要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全面激活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为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充分流动和高效配置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使城乡劳动力要素顺畅流动，既要让进城的人更快更好融入城市，也要让留在农村的人在乡村全面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发展涉农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为乡村振兴提供多样化金融支持。立足乡村数据资源充裕、应用场景丰富的特征，推动乡村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促进乡村产业转型。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要把乡村产业纳入城乡产业体系大格局中，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依靠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系统性强化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协同配合，增强粮食产业链韧性。农业具有自然活动和经济活动相统一的特征，推动乡村产业转型要将绿色化、低碳化作为基本方向，在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惠农中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瞄准城乡需求结构变化趋势，激活乡村产业的生态、文化、休闲、体验、康养等功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围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供应链优化，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创新产业融合服务方式，强化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推动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
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县域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必须在县域空间通盘考虑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加强县域内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实践中，要关注县域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趋势，以此进行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配置。
乡村振兴是涉及城乡、地区、群体关系调整的系统工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要完善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依靠长期、中期、短期规划的协同部署，统筹推进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等领域改革，推出能够产生乘数效应的改革“组合拳”，在城乡双向赋能中实现融合发展与共同繁荣。
（作者高帆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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